2023年6月1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海淀校区文华楼一层报告厅为大家带来“《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写作中的几个问题”的讲座。讲座由文学院冷霜副教授主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钟进文教授、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全体教师和二百余名各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到场聆听。

洪子诚先生从自己写作《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两个动机谈起。首先，世界文学始终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依据，然而针对50-70年代文学的学科研究较为薄弱，这与学界对这一时期文学自我封闭、隔绝世界的理解有关。其次，文章的写作关联到洪子诚先生的个人记忆和经验，是解答自身困惑的一种尝试。

洪子诚先生依次展开了《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写作中的几个问题。第一，从程光炜老师谈到的《1956：百花时代》后记和马雅可夫斯基两个例子说起，洪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当更多的信息涌现时，我们是否有思想和情感上的准备，在战斗的、集体主义的形象之外，接纳另一个关怀彼岸的、个人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第二，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特殊性何在。洪先生认为，当代文学是“国家文学”，深刻地嵌入国家政治当中。针对李扬老师提出的是否可以就此将中国现代文学贴上“个人文学”标签的批评，洪先生的回应是，采用“国家文学”并不是将其置于“个人文学”对立面上，而是强调这一时期包括出版、评奖机制等在内的文学管理和控制方式。此外，洪先生指出文学与国际政治的密切关系，特别强调冷战是考察世界文学事件的重要参照。第三是研究角度和方法上的调整。一方面，洪先生主张从当代文学主体性建构的视角来看待中外文学的接受和影响，例如关注翻译和出版外国作家作品时的遴选标准与遴选方式。另一方面，洪先生强调了本书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即“内部反思”或“内部清理”，1955级北大学生集体编写文学史事件、对司汤达《红与黑》的讨论、对苏联电影新浪潮的批判等等，都是应当关注并深入研究的当代文学事件。

洪子诚先生还提醒我们，20世纪革命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是过于标本化，往往忽视产生过程中的争论，不去检视其生成语境的复杂性。在制度问题之外，洪先生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舞台上的评价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的边界问题，有很强的启发性。

在互动交流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洪老师一一耐心解答。整场讲座内容丰富，氛围活跃，令在场师生受益匪浅。

梁祯｜供稿

   李珊、朱清如、张永青｜照片